中国农民怒吼（转帖）

抗议：“粮食少了怎能说是‘天大好消息’？是见中国人要饿死了，幸灾乐祸？” 　　抗议对了，也错了。 　　站在三亿城镇消费者的立场看粮价猛涨，当然是坏消息；可站在九亿农民立场，却是好消息。就中国来说，是三亿大还是九亿大？是应该悲悯那九亿苦农民，还是应该与那三亿早已不知“粒粒皆辛苦”的城里人一鼻孔出气？ 　　不过，坦白说，这“天大好消息”也仅仅是理论而已，现实中，农民要从猛涨的粮价获得好处，还真不容易。 　　首先，粮价在农民收成时仍低，是在被收购后才走高。猛涨的利润主要还是落入粮商口袋里。农民个体劳作，与粮商相比，市场信息完全不对称；毫无组织的个体面对市场，也全无价格谈判力。 　　第二，未等粮食涨价，肥料、种籽、机械、农膜等等生产资料的价格早已“不知高到哪去”了。 　　据统计，去年9月实施费改税减轻了全国农民大约150亿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的负担，可是，这段时间农民所需生产资料却累计涨了340亿元！粮食如果再不涨，农民岂不都得喝农药？ 　　新华社记者曾经在今年2月采访一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户，奇怪地发觉，农户下种前，买肥犁沟等等，都先借款。 　　农民说：“年年种地都是这样，因为种粮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，到年终还不够支出的。”不仅肥料须买，连浇地的水也要买，因为“村里没什么灌溉设施，几口井都是私人的”。 　　记者又问，养鸡养鹅能挣钱，为什么不贷款多养些？“贷款？谁贷给你呀？养奶牛更挣钱呢，可是，一头成年母牛需要一万多元，谁有钱买？” 　　这个农户忙了一年，当然也仅能糊口，“蔬菜都是自家种的，冬天干脆不吃。一年也买不上水果，更不买肉。” 　　那些生在城里长在城里、一年到头都能吃到温室种出来的各种蔬菜水果的“新兴小资产阶级”，对这些情况还真难想像。 　　你城里人想不到的还有呢：农户一年得准备几千元给村里“头头脑脑”们办喜事时送礼，而且，谁家要是有本事养奶牛，还得送更多的礼，“因为收奶站的站长在城里的亲戚也到农村来结婚收礼”。 　　荒谬？这就是现实。上述这农户至少还能过日子，近年新涌现的难以计数的丧失土地的农民，境况恐怕就更惨了。 　　日前“两会”，从河北唐山市、秦皇岛市和福建福州市、宁德市、福安市等地就先后传出，数以万计的农民，因为移民款下落不明（唐山、秦皇岛）或土地征用款二十余年发不下来（福州、宁德、福安），多年哭诉无门之后，愤而联署上书，要求罢免当地的市委书记或市长。这几个地方所涉钱数有多少？数以千万元计！ 　　唐山市最早传出有“万人折”——万人联名的“奏折”，到北京向全国人大告状。随后，秦皇岛市和福建福州市、福安市也相继传出有万人联名向全国人大、省人大提交动议书，要求罢免当地领导。 　　农民们从少数仗义执言的读书人那里学到，他们不能罢免党的书记，但可以“依法”罢免书记的“人大代表”资格，也可以寻求罢免由人大选出的市长、副市长。 　　农民的罢免动议书，援引《宪法》、《人大代表法》、《刑法》条文，内容充实得不得了。据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李柏光说，这是他教导农民学习法律维护权益后农民从中发现的“依法”罢官路。 　　农民为什么愤怒？暂且举其中一个小例来管中窥豹。福安市区的职业中专学校地皮被市府出让，25余亩（15亩为1公顷）每亩卖了30万元。市府下属开发公司通过办理征地，以每亩1万2000元购买了坂中村100亩农地，再以5万元卖给市政府建设新学校。坂中村的农民呢，从80年代至今，先后被征了500亩地，3000余人口，如今只剩250亩耕地维系生命。 　　万人上书，当然惊天动地，当地政府更是大举出动公安，追到北京也要把上书的农民代表抓回去。 　　据李柏光说，上述几个地方的“万人折”最后都被强制销毁了。 　　上书未成，可不表示农民失地问题也消除了。 　　研究农民社会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樊平说，农民土地被征用的面积非常非常大，从卫星遥感监测，中国前年有耕地19亿亩，但是，去年只剩18亿！ 　　国土资源部部长不久前透露，初步查出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约98亿8000万元，只清还了不到60亿。 　　农民除了种地，没别的技能，一旦丧失土地，就成了新的“三无人员”：无地、无业、无希望。他们能不怒吼么？